孙成昊: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2020年11月,约翰·福布斯·克里(John Forbes Kerry)成为拜登迅速提名的核心外交幕僚之一,出任总统气候问题特使。作为奥巴马任内的国务卿,克里促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协定》,担任这一职务实至名归、使命重大。政坛老手克里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是坚定的“奥巴马遗产”捍卫者,就任后积极阐释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与倡议,并大力推动美国的气候外交,但由于国内与国际的双重掣肘,克里面临艰巨挑战。*
多才多艺的“斜杠青年”(1)
性格独立。克里1943年12月11日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军人家庭,随后前往马萨诸塞州生活,在家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与弟弟。父亲理查德·约翰·克里曾在美国陆军飞行兵团服役,母亲罗斯玛丽·福布斯是一名护士和社会活动者,二战时曾在巴黎参加过红十字会的工作。克里的父母在1937年相识,并在1941年1月完婚。克里7岁左右时,父亲在海军部谋得一职,之后成为国务院联合国事务局的外交官,克里因此随家人来到华盛顿特区。克里的祖父费雷德里克·克里和祖母艾达·罗维都是说德语的犹太人,但后来改信了天主教。克里的母亲福布斯出身富贵人家,与中国颇有渊源,克里的外祖父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生于上海,通过贩卖鸦片获利,外祖母玛格丽特·丁铎尔·温思洛普则来自美国早期最大的地主家族之一。
多才多艺。克里14岁时,父亲被派往美国驻挪威使馆工作,克里则被送回美国上寄宿学校,逐渐成为一名能武能文的“斜杠青年”。克里先是前往马塞诸塞州费森顿学校读书,在那里结识了著名将军约翰·潘兴的孙子理查德·潘兴。第二年,克里又转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圣保罗学校。体育方面,克里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刚入学时,克里只是个不引人注意的矮胖男孩,但仅仅几年间克里的个子就飞速拔高,成为校园个头最高的男生之一,也成为体育赛事的焦点人物。克里利用身体优势,迅速在冰球和足球方面崭露头角。克里当时的老师乔治·翠西回忆时表示,对克里的成绩没什么印象,但对克里在校冰球队的优异表现历历在目。与现任国务卿布林肯一样,克里还是一个酷爱音乐的乐手。在圣保罗学校时,克里与其他6位同学组建了一支名为Electras的摇滚乐队,克里担任贝斯手。这支乐队在1961年出版发行过一张专辑,他们在学校边演出边售卖。根据克里同学的描述,克里一开始不会弹贝斯,但对乐队充满热情,一番苦练后成为乐队不可或缺的一员。
PC预测热爱政治。老师翠西对克里的演讲和辩论能力赞不绝口,“他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孩子之一”。在圣保罗学校,克里开始学习公共演讲技巧并对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同学回忆说,“所有人都知道他想当总统”。
经验丰富的政坛老将
弃武从文。从耶鲁毕业后,克里入伍海军并于1967年6月在格里德利号导弹护卫舰执行首次任务。此后克里还参与了“海皇行动”,负责在湄公河三角洲水域巡逻,因为在与越南方面交火时手臂负伤而获紫心勋章。这段军旅经历并没有让克里成为“好战分子”,反而促使他回到美国后走上反战道路。1971年8月22日,克里出席了美国参议院终止战争的听证会,并在第二天与其他越战老兵一起参与了反战抗议活动,象征性地扔掉了他们的勋章、绶带和证书,以表达对战争的不满。克里在抗议时表示:“我做这些并非出于暴力的原因,而是为了和平与公正。”
民主党自由派。1985~2013年,克里作为联邦参议员积极参与美国政治,还成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在多数议题上的政治主张较为鲜明,属于民主党中的自由派。根据2003年美国《国家期刊》的评分,克里属于坚定的自由派,而根据克里历年来的议案投票记录,《国家期刊》将其列为参议院自由派议员的第11名。克里反对社会保障的私有化,支持成年妇女和未成年人的堕胎权力,支持同性婚姻,反对除了针对恐怖分子外的死刑,支持多数枪支管控法案。克里还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反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克里的世界观和外交观更多受到自己在湄公河的经历以及父亲理查德的影响。克里曾在自传里透露,湄公河的从军经历让他看到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性。不过,正如美国《新闻周刊》对克里外交政策理念的评价所说,克里的世界观早在参军前已大体成型,主要受到其父亲理查德的影响,理查德并不认可一些美国人非黑即白的世界观,认为夸大了美国的好与敌人的坏,在全球强行推广美式民主更是“致命错误”。
大选两度失利。在此前的政治生涯中,克里曾两次投身总统选举,但都未尝胜果。2000年,克里止步于民主党党内初选,当时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阿尔·戈尔曾考虑让克里成为竞选搭档,但由于克里过于自由派不利于争取中间选民,最后只能作罢。2004年大选,克里从党内初选脱颖而出,成为当年代表民主党出战的总统竞选人。但在对垒小布什时却因为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骑墙”立场以及“谎报越战经历”遭到猛烈攻击,最终未能战胜对手。克里在2003年时曾经在参议院投下赞成票,授权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然而在此之后却又转变立场,加入了“反战派”,被外界批评为立场不坚定的“投机主义者”。此外,在2004年大选期间,美国越战老兵组织“为了真相的快艇老兵”加大对克里谎报越战经历的广告攻击,尽管克里声称广告内容不实,但这一事件仍然重挫了克里的支持度,成为克里败选的因素之一。
打造外交成果。贝拉克·奥巴马执政后,克里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光时刻。克里在诸多问题上都与奥巴马配合默契,深得奥巴马认可。2009年,白宫派克里前往阿富汗,说服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接受第二轮选举投票。克里还曾凭借在参议院的深厚人脉,帮助奥巴马在参议院推进与俄罗斯的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2012年12月,奥巴马提名克里为接任希拉里·克林顿的美国国务卿人选;2013年1月参议院投票表决通过克里的提名,克里由此成为一个世纪以来首位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现任主席转任国务卿一职的政客。克里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理念十分契合,成为打造奥巴马外交遗产的重要功臣。就外交理念而言,克里声称“尊重”一词十分重要,他认为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过程中,美国必须相信自己的行事方式,但“绝不能把这种方式直接甩给别人”,而必须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要“尊重他人、倾听他人”才能实现合作。克里还认为,打造一种和谐的关系比做成一件事情更好,“如果只是走进房间命令别人做事,这样的外交不会奏效”。
任重道远的气候特使
当拜登在2020年11月宣布克里将出任总统气候问题特使时,外界并没有感到惊讶。一方面,拜登竞选期间就多次表达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视,国务卿布林肯2021年3月发表首次对外政策演讲时也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为新政府外交八大要务之一,克里的任命证明拜登将努力兑现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竞选承诺。另一方面,克里对拜登的尊重以及处理气候变化议题上的丰富经验让其成为“再续前缘”的最佳人选。克里一直以来就对拜登敬佩有加,在2019年12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克里就表示,“我了解拜登的性格,我知道即使他挚爱的儿子因为癌症去世,他也不会停止为数百万美国人而战斗。乔(拜登)的力量和道德感催人奋进,也具备作为领导的才能”。
从决策机制调整看,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将拥有出席白宫顶层决策协调机制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权利,这再次证明气候变化议题以及克里在新一届政府中的重要性。早在2020年5月,还是总统竞选人的拜登就组建了气候工作小组,由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克里共同领导。拜登执政后,白宫2021年2月4日发布《更新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系的备忘录》,规定在涉及相关议题或确有必要时邀请若干部门负责人与会,相比往届政府新列出了一些官员,包括环保局长、劳工部长、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国家网络主任、负责网络安全事务的副国安顾问、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以及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同时,拜登执政后还通过行政令设立了国家气候工作小组(National Climate Task Force),由国家气候顾问吉娜·麦卡锡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克里在内的21个联邦机构内阁级负责人和白宫高级官员,以实现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目标,并在2021年2月和3月举行了两次会议。
克里履新后立即阐释了美国的相关气候政策,并参与多场气候外交活动,力图将气候变化议题打造为美国重返多边主义以及国际舞台的重要抓手。克里2021年1月在“B20工商峰会”初始会议上的发言勾勒出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设想与举措。为尽早在2050年实现全球碳净零排放,克里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包括以比迄今快5倍的速度逐步淘汰用煤(基于对2013~2018年的趋势比较)、以快5倍的速度增加植被、以快6倍的速度增加再生能源、以22倍的更快速度向电动车转型。克里还认为,只靠增加使用清洁能源是远远不够的,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必须制定并实施量身打造的路线图,革新自身能源系统。各国必须就跨越边境的排放密集型部门开展协作,包括航空、航运、重工业、电力等部门,以开辟一条在各个部门深入去碳化的途径;各国政府应当在激励向净零排放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同民营部门密切合作;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以及跨国之间的密切合作,打开走向绿色资本市场的可持续融资新来源,并开发大幅削减排放的最尖端产品和服务。
然而,克里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从美国国内看,质疑气候变化危机的力量强大,如果无法得到国内支持,克里的气候外交成效将大打折扣。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全美有2/3的人表示政府应当作出更多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克里与拜登团队其他成员认为,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等一系列外部挑战必须始于国内,化解两党隔阂是需要迈出的一步。因此,克里在2020年成立两党应对气候变化的联盟,希望能够发挥团结国内政治力量的桥梁作用。
从国际层面看,以克里为代表的“气变派”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如何重塑美国的气候信誉。民主党政府历史上有加入气候协定的良好记录,比如《巴黎协定》和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但后来这些协定都被共和党总统弃之不理、束之高阁。在气候变化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各国乐见美国回到谈判桌前,但要世界彻底恢复对美国的信任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在特朗普实施了四年的“美国优先”政策后,各国对于拜登政府的气候承诺都将打上问号,担心一旦共和党重新执政,美国的气候政策将再次被改写。更让外界担忧的是,尽管拜登政府对气候治理的承诺信誓旦旦,美国国会却在这一问题上出现史无前例的分裂,一批共和党众议员已经提出议案,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谈判《巴黎协定》,并且谴责拜登的气候外交政策。
二是如何弥合各国在应对气候问题上的分歧。尽管世界主要大国都有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诉求,但在具体目标和手段上仍存不同,克里想要推动拜登政府设想的“美国方案”阻力较大。例如,尽管中法德领导人举行气候视频峰会,三国领导人均认可要共同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将气变打造为中欧合作的重要支柱,但代表发达国家立场的法德并未强调要在中欧合作与全球治理层面推进三国气变合作。在责任问题上,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中方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各自能力原则,但法德并未强调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变。中方也主张气变不应成为贸易壁垒的借口,而欧委会将于2021年6月公布碳边境调节机制,旨在2023年对部分欧盟进口商品起征碳关税。德法两国在碳关税问题上也意见不一,德国不再极力主张实施单边机制,而是将碳关税作为迫使其他排放大国接受气变政策目标的“核选项”;而法国则坚持如果其他排放大国不履行承诺,欧盟应当准时实施单边碳关税措施。
三是气变议题如何摆脱当前美国竞争性的外交视角。拜登政府“重归多边主义”旗帜下的气候变化政策仍服务于其总体对外战略目标,即护持霸权与大国竞争。拜登政府认识到当前美国实力在全球相对衰弱的现实,继承了特朗普对国际形势及美国地位的看法,认为只有通过竞争才能重树美国领导地位。不同的是拜登政府调整了竞争方式,不再挥霍自身实力或单打独斗,而是强调通过价值观外交及多边主义凝聚西方共识、借助同盟体系分担竞争压力。气候变化恰恰是符合美国与西方盟友共同认知的议题,拜登政府可以通过打造“绿色联盟”更迅速地修复跨大西洋关系,因此美国战略界也屡屡呼吁美欧在气候问题上加强合作以重振跨大西洋联盟,包括组建美国—欧盟气候和能源理事会、推动美欧碳边界调整机制磋商、制定绿色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共同标准、共同致力于绿色转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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